這樣的國際觀

(改寫育達演講文章)

「有人說，你必須雲遊四方才能看見這麼世界，但有時我想，就算你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只要睜大你的眼，便能看到自己能夠掌握的一切。」這就是他的哲學。

--史蒂夫．杜伯蘭尼卡(Steve Dublanica)《無名侍》(The Waiter)

台灣目前的學生從國小三年級開始便開始學英文，更多人是從幼稚園甚至強褓時期就「接觸」英文，許多父母都將英語學習視為孩子未來國際接軌的開始，除了希望孩子透過語言學習打開知識的另一扇窗，這當然也跟未來的「錢」途有很大的關係，然而，缺乏批判意識還有培力行動的英語學習，往往落入對於異文化的莫名嚮往還有想像，而我們的下一代常常在模仿以及效法他人時，失去了自己。

　　許多人都有相似的經驗，在國小畢業之後，進入中學前後，開始了英語的啟蒙，這時候，路邊擦肩而過的不過是什麼樣貌，只要是西方臉孔的都是會說英文的「美國人」。從課堂到生活中，大家都告訴你要把英語學好，未來可以走「國際路線」。

　　學生在學習英語的過程，形塑這個「國際人」樣貌的重要思考點。仔細思考，我們從一開始對於美式英文的選擇，以及課程的設計，都缺乏社會集體的討論，許多教科書都是委託各大學英文系教授編輯，內容大部分在於語言的訓練，即便有課綱以及目標的參考，所謂的人權以及平等概念都只有表象的改變而無深入的探討，舉例而言，筆者透過實習時的主題探究，實際檢視過學生所使用三年的英語課本，發現雖然現在教科書審定時，性別平等教育也是六大議題裡的重點項目，但是課本內容多為表面式的改變男女主角的職業以及社會成就(把女生的職業換作工程師或外交官)，但是對話內容呈現傳統男強女弱的思維(發言主導權還是在男性，女性通常顯得愚笨需要幫助)，若上課教師照本宣科，學生只能被動的接受這些觀念的洗腦。

　　我另一個關懷是台灣的英語師培情況，以筆者於2002年至2007年(其中一年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交換學生)於師大英語系就讀的反思，我認為台灣的英語資師培教育仍著重技能的訓練，而缺乏整體對於學校作為一個政治以及文化場域的因應，大學四年，師大英語的學生有最好的英語聽說讀寫的訓練，以及關於文學、語言學的進階能力培養，但是應該缺乏將英文作為一個文化傳遞知識運用的反思，教育學程裡也沒有提供這樣連結的機會，使得老師成為一個最好的教書匠，卻在回到學校現場時無能回應學生對於知識原因背後的渴求。

　　所以我們理所當然的敎學生認識一些大國的名稱: USA, UK, Australia等等，但卻不問為什麼我們沒有教學生Cambodia, Sri Lanka, Ethiopia，我們造句說It is convenient to live in the city. 卻忽略坐在底下的學生住在一個「偏遠」的山區，我們用Taipei 1O1或者NYC, the big apple做例子，卻不去介紹學生身在的油羅溪以及各部落，這樣的盲目英語教育讓這些學生只想到逃走，也強化了城鄉差距以及強弱國之間的界線，這是一套為中產階級孩童所設計的課程，對於像是我在尖石國中的學生，一切都是這樣格格不入。

　　在強勢文化以及帝國主義遺毒下，我們若缺少批判以及識讀的眼光，很容易在全球化追求國際競爭力時迷失了自己，我們努力披上許多「高級」文化的外衣，然後去同情甚至鄙視相對經濟發展較低處的「次等」文化，急欲晉升到「成功」的一邊，忘記世界本來彩色多元，而對於人性尊嚴的維持還有精神價值的追求都拋在物質還有美貌與肌肉之後，學生可能就要失去自己了。

　　如何重新打開自己的眼睛，試著透過很多機會去接觸以及了解不同被標籤化的族群還有議題;同志、新移民姐妹、移民勞動者、打工族群、愛滋病患者、身障以及精障者等等，把這些融入我們的課程之中，讓學生了解我們有義務為了她/他們站出來發聲，爭取身為一個人的基本權利還有自由，才是學習的真諦。

那一個下午我跟學生談死刑

10月秋陽的禮拜三，班上幾乎一半的同學都去了技藝班，我則把另一半學生帶到大禮堂，利用三節彈性的課程來談死刑。我利用的教材是之前我參加認識死刑工作坊，按照《2009世界反死刑日的教學手冊》的D1:死刑的執行方式，所編寫的教案，按照我目前學生的背景：國中原住民學生來做一些調整，所以是從談論死刑的執行方式切入。

　　在一陣手忙腳亂之中，設備器材還是有問題，於是我就先跟大家簡介了死刑的小檔案，參考范立達的＜死刑檔案＞，說明目前在世界上186個國家裡面，已經有140個國家在法律或者實務上廢除死刑，而台灣昨為一個先進的國家，我們仍有死刑的執行，是用槍決的方式，但因為人權討論的興起，目前我們已經有約四年未執行死刑，累積的死刑犯有40幾人。

　　然後我快速的做了一個簡單的調查，在大家未有任何先備知識時，就她/他們的觀點來舉手回應死刑的存廢，其中7個同學表示不贊成廢除，一邊舉手還一邊想要說服其他同學：「如果你贊成，下次你被殺就不要怪人。」然後我問了另外一方的意見，有三個人贊成，不過其中一個是來亂的，他說：「當然不要有死刑，這樣我以後才可以殺人。」然後我再問他們，如果我們今天一個犯人犯了很嚴重的罪，不要有死刑，但是可以把她/他一輩子關著，這樣覺得可以的人舉手，然後還是原來的三個人舉手，不過認為還是應該有死刑的人就減為了4個人，這樣的結果其實跟民調很接近，我覺得很有趣，並要他們記得自己的答案，然後繼續下一個部份的內容。

　　解釋了死刑學習單回答方式後，我請她/他們去討論並最後一起分享答案，裡面列了幾個小問題:第一大題是關於古代利用動物執行的殘忍死刑，讓她/他們去連連看，理解隨著文明的演進，其實人們對於死刑的容忍程度其實有了很大的差異，同學們都同意，到了今日，在回顧這些被大象輾死、被山貓活吞、被蛇咬、被五馬分屍還有包括一些歷史上駭人聽聞的死刑方式(釘於十字架、被滾油燙死、絞死分屍以及剮刑等等)，大家都覺得很不可思議。

　　第二大題則是列了四個選擇題，讓大家去了解過去用來處決異端與女巫的火刑，被認為最省事以及最實用的死刑是淹死，最常見的死刑為絞刑(台灣的槍決是第二常見的死刑)，而唯一仍使用砍頭刑的是沙烏地阿拉伯。最後一部分的討論題，則是讓他們去思考，在1982年就廢除死刑的法國，之前是使用斷頭台的方式有沒有什麼特別原因，以了解法國人在斷頭台前人人平等的精神，還有簡單介紹伊朗的石刑執行方式還有毒針注射的死刑執行方式。

　　其中我也利用了手冊的C1酷刑與死刑的例子，談到伊朗常對於通姦的男女處以石刑，將她/他們用白布包裹後埋至處死的位置(男性到腰間，女性到腋下)，以及選用大小剛好的石頭造成痛苦，並分享在2008的一個個案中，一位男性在被執行後，雖然他的鼻子以及耳朵都被砸碎埋了起來，但是還有生命跡象的他卻仍被執行者用大石頭砸碎了他的頭(伊朗法律規定，若死刑犯於石刑後未死，再關15年後即可出獄)。同學們聽了這些實例後，大多感到殘忍無比，有人說：「婚外情就這樣會不會太嚴重?」也有人說：「可是誰叫他們要犯錯」。然後我問:「你覺得如果這個刑罰搬到台灣來，妳/你會同意嗎?」大家都安靜了。

　　我問學生，認不認為用打毒針的方式痛苦會比較小，有同學同意，表示說因為毒針的傷口很小，可是另外的同學卻說他不同意，理由是因為他怕打針，這時候我也就分享了教學手冊上美國佛羅里達州毒針注射的一個實例，解釋說，毒針注射其實會打三針，包括止痛劑、癱瘓肌肉配方以及最後讓心臟停止的化學藥品，但是佛州2006年的例子，卻顯示死刑犯在被注射三劑後的24分鐘還在動、眨眼並明顯想要說話，到了26分鐘之後他的身體劇烈搖晃，心臟儀器也顯示他還有生命跡象，於是執行者只好再打一劑毒針，直到他失去生命跡象。

　　我跟他們說，我們去支持或者反對一件事，我們要多方面的去蒐集資料，尤其是人命關天的事，當然我們對於被害者的受害感到悲痛，還是有幾位同學堅持被害者的傷害太大了，所以死刑犯是死有餘辜，但是也有同學很驚訝於原來死刑有那麼多樣貌，而在死刑執行的過程裡面充滿了那麼多細微的劇烈痛苦，我們在能夠輕易的在廢死與否選邊站前，其實有很多複雜以及多元的議題要去思考，學生開始對於這個議題產生了興趣，並開始思考，這也就是我的初衷。

　　為了繼續探討死刑的複雜，我播放了新聞台回顧民國75年的湯英伸案件:一位師專畢業前途大好的原住民青年，在北上打工時因為被欺騙至一洗衣店每天工作到深夜兩三點，在身心交迫的情況下想要離職，卻被扣留了身分證件，在一氣之下殺害了店長與店長太太還有他們兩三個月大的孩子，即便社會各界以及原住民社群全力救援這一位父母師長眼中的好青年，他仍被判處死刑定讞，他在行刑時拒絕了麻藥施打，留下了無限的惋惜還有遺憾。同學們一樣表達了很多不同的意見，有人覺得他這樣被壓迫、遭受歧視才會這樣做，不該被判處死刑，也有人認為他殺的不只一條人命，所以太嚴重了，也有同學不解為什麼他不想其他的辦法，要衝動殺人。

　　湯英伸事件引起討論的熱度一直延續到我們中午用餐，不同觀點的同學還在討論著，我則丟出了一個想法說：「如果今天湯英伸他不是原住民，人生可能會有什麼轉變?」這時候甚至有學生說：「對阿，要是我出去一定不會說自己是原住民。」(這個學生是一半原住民，一半平地人身分)想當然爾，引起了更多的辯論，我因為之前曾帶著同學去討論公平的議題以及原住民權利的議題，一堂死刑的課，一個死刑的案例激發了更多對於身分還有階級的思考，這個社會隱涵的歧視仍是我們學生未來會面對的課題，到底湯英伸還有什麼選擇?而我現在在用餐時辯論的同學們未來是面對怎樣的大環境。

　　最後兩節課的時間，我選擇了湯姆漢克主演的保護級電影《綠色奇蹟》後半部份播放，裡面呈現了美國施行電椅刑的情結，並討論了因為主角黑人身分被陷入獄的情結，還有人性面對挑戰時的脆弱。同學們都被電影中，因為執行官故意在過程上動手腳，使得死刑犯在電椅上活活被燒死烤焦而覺得生氣還有悲憤，我在電影後的討論也分享了最近的一個新聞:電椅死刑變燒肉 美國行刑猶如謀殺(法新社2009年10月19日)，說明美國在執行死刑時，常常因為人為的疏失，而造成的悲劇:身體著火、鮮血滲滿襯衫以及因為極端痛苦而痙孿還有尖叫，去了解所謂死刑的背後其實有不同的執行過程還有風險。

　　課堂快結束前我將製作的匿名回饋單發了下去，詢問幾個問題:1.妳/你覺得死刑會不會太殘忍?2.妳/你認為死刑應該存在在這個世界嗎?3.妳/你會把今天學到的東西跟其他人分享嗎?針對第一個問題，在回覆的15份回饋單裡，有11個都選:會，所有的死刑都太殘忍了，2個選:有些會有些還好，並表示槍決他們覺得不至於太殘忍，有1個選:不會，殺人就該死，還有一位是選其它，並說「我覺得死刑真的很殘忍，不過我覺得還是要查清楚真相再下定論。」對於第二個問題，14個學生都回答:不確定，會殺人應該都有原因，但是要看大家的想法，1位同學選：應該，因為壞人太多了(也是第一題選殺人就該死的同一位同學)。沒有同學選:不應該，每個人生命都應該得到尊重或者是其他。最後一題裡，有10個同學表示:會，我希望別人也可以了解犯罪背後有很多原因，有4位同學選:不確定，我怕我說不清楚，另外有一位同學選其他，並回應:「會，但是我會歧視罪犯」(仍是跟之前選殺人就該死還有死刑應該存在在這世界上的同學)。

我在最後也稍微分享了蘇建和的案件，同學也都非常聚精會神的聽著，並希望我可以邀他到學校來分享，並胡鬧說：「他真的被判死刑嗎?他會帶西瓜刀來嗎?」或者「那他來我們學校會不會殺了我們?」面對這些童稚的答案我都笑而不答。下課後同學紛紛到我身邊，告訴我她/他們真的很喜歡今天的課，好像大開眼界一樣，我則很高興不管他們的立場或者想法，總算是開始了比較精緻還有複雜的思考，面對這個複雜的社會，我希望學生們從我的課堂中走出去能有蒐集資料以及不妄下結論的莽撞，而是更溫柔以及負責的去接收並忖度每個議題，至於司法的改革還有死刑的存廢，我們都一起繼續思考。蘇建和，我們在尖石等你。

校外實習經歷: 野草莓主播的日子

(為東吳刊物而寫)

2008年11月7日下午，在東吳人權研究所就讀，一邊在台灣人權促進會工作的我，接到了前一天在行政院前李明璁教授發起的靜坐經過驅離，重新集結於自由廣場的消息，我和幾個同事還有執委在下班後驅車前往現場。在昏黃的燈光下，我們和大家坐了下來，看到現場很有秩序地開始分組，希望針對一些議題做討論，場邊也有不少的民眾圍觀，陳雲林訪台之間政府的大動作引起了許多的爭議，連學者還有學生都站出來坐在街頭，跟現場許多七年級的學生一樣，是我平生首次所見。

夜更深了，就在一些人離開，一些人留下的時候，我感到血液在沸騰，同樣感受的人眼睛也都還發亮著，我想要繼續坐在這個廣場，繼續坐著支持一種理想。這時候廣場前方開始招募不同組別的志工，有物資組、夜間巡守組等等，當負責現場直播組也釋出需要人手的消息，我一旁的朋友對我說：「宗翰你很適合這一組，你要不要去幫忙?」我沒多想就說好，然後往前走。於是從那一夜開始，我加入了野草莓主播組，中英客語三聲帶，跟大家一同輪班，在現場播報即時的情況，也因為我多在下班時間才繼續參與，所以深夜沒有特別的情況時，我就跟大家分享著我白天在課堂還有工作中所學到的大大小小的人權事件以及議題，很多時候線上都有七八百人一起，很多只是掛著，很多人卻成了忠實的聽眾，我常負責的深夜也會有一些意外的訪客，比如說來關心的民眾或者某個樂團的樂手，我們也樂得即興訪問他們。

就這個一個沒有收視率、沒有色彩、沒有什麼爆點的平台繼續著，隨著運動的發展，外面的媒體出現了兩極化的評價，很明顯泛藍的媒體善於詆毀，而泛綠的媒體則過度褒揚，只有少數像是公視的媒體持平報導，所以後來在我深夜到清晨兩點到早上大約七八點之間，我們開始讀報，笑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報導，並直接指出部份媒體以偏概全還有充滿偏見的報導。

某一天清晨時間的氣氛凝重，某泛藍有線媒體在前一天用計截取學生發言片段，說領軍的李明聰老師已經氣學生而不顧，還故意拍攝清晨學生未到的時間表是運動已經冷清，大家在晚上檢討時表示對於媒體的應對應該更加小心，但是同一名記者還是在差不多的時間出現，我跟另外一位來自清大的台語主播在賣力播報時，她跟著攝影記者過來劈頭就問：「請問現在已經有學生病倒了，他們的情況還好嗎?」當時線上大概百多位聽(觀)眾，我跟另一位主播見狀決定避答，這時候女記者又把麥克風塞進來，再問:「聽說學生病倒了對嗎?」我們表示請她詢問醫療組後開始重複我們的三點訴求，沒想到她當場暴怒，當著線上聽(觀)眾對著我們大罵，說我們根本就是被操縱，自以為了不起等等，開始歇斯底里大哭，我跟台語主播面面相覷，播報著：「XX台女記者在問話不成後對著我們大罵，我們也感到很疑惑」，這之後也成了PTT八卦板上的一個爆文章的事件，真可惜沒有錄下來，後來該台還試圖扭曲事實在後來的平面報導裡說現場的學生對他們不禮貌，更不可能在他們台看到這個新聞，總之這個運動也讓我好好上了一堂媒體識讀課程。

從野草莓主播到現場討論的主持人，我觀看著整個運動的起伏，從一個抵抗政府威權的初衷，到討論集會遊行法該如何修改，政府應該如何關注人權議題，野草莓運動的學生包括我在內，從只是滿腔的熱血到思考解決方案，同時對於整個愈來愈弔詭的現場感到不安，後來出現了偷錢的人、真假學生、職業學生，不過大家還是在風雨中坐著，並舉辦了幾場成功的活動。然而當時的訴求在政府虛晃一招之後還是沒有結果，大家最關心的集會遊行法修法還是被操弄成更糟糕的版本，連當初發起的李明璁教授以及後來聲援的台權會會長林佳範都因為這個惡法被起訴，這一場運動也許不完全的成功，但是對於即將成為支柱的七年級生來說卻埋下了未來希望的種子，至少我是這麼樂觀的相信著。